所以忽必烈遗留的一财政机构，既不副实，也很紊。耗费于王公贵族之私的既多，国库的收就受影响。所以除了上述３个“臣”以游击战的方式增加财源以外，还要靠以战时姿态于法外征集人员与资。中统正元间他发的钞票还不算过多，继位的皇帝就不能再保持这纪录，终演成元末的恶通货膨胀。这情形也解释了元朝不能成为一个有主的朝代之原因，同时也留下了朱元璋必须以铁腕开创他的系统之背景。

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也经后人议论，现在看来，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的真理。各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如果僧侣方丈修士之任为官吏，与他们同信条的人民就容易治理。所以他早年求“闻学才识”的读书人，也遣人在各寻访“医、儒、僧、”刘秉忠已家为僧，他又叫他还俗，给他复姓赐名，参加枢密院（一个军事机构）的会议。他在１２６５年接见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告教皇，派一百个天主教的长老僧侣，帮助他理一个日形壮大的帝国。南宋覆亡时在临安降元的是幼帝赵，当时５岁不到

在元世祖忽必烈的领导之下，有一批目人，一再提倡“算钱谷”有如回纥人阿合替世祖理财２0年，他增加新税收，实发现隐匿，为皇帝信用，到中书平章政事，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实权，有派遣手下官僚到各勘察的权力，为正规的廷臣年不满，直到他为人谋杀之后忽必烈还将凶手明正典刑。又等到阿合及其手下人贪污枉法的情事为众一辞的揭举，皇帝才命令发墓戮尸。又有汉人世荣和西番人桑哥也企图替忽必烈加财政的制，也遇到类似的命运。桑哥得意之日，各替他立“德政碑”后来他为众人攻击，一个近臣尚且向忽必烈言：“今日百姓失业盗贼峰起，召在旦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元世祖才先后判两人死刑，他们的手下亲信也被惩，连以前作桑哥政碑的翰林也被波及。所以赵翼指斥“嗜利”的实为世祖本人，因为他“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始终”《元史》的编者则把三人列“臣传”内。我读中国历史尤其留心财政史几十年的经验，则觉得元朝财政税收亟应整理，同时其国家的收也大可增加。只是在当日专制皇权之下，由二三悻臣主持，必无好结局。而这时候“天下然江淮尤甚”以至“民有附郭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也不能说全是诬陷之辞，没有事实上的据。不过归结柢，这情形还是由于当日无法产生一个确切实的会计制度，所以“宽仁”则一切虎“务实”则下端的残无法遏止，很难说得是个人的错误，只是忽必烈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大政治家，他又亟于要在各方讨好，才不惜归罪于少数的臣下以保全自己的名誉。

。”

所说内郡即是华北，其原则即是或丁税，同等税率，不计内详细家资之上下。虽然其又析为“丝银全科”及“减半科”等四类，后又划分为八等，其基本原则不变，即每类每等仍一定的数额纳税，骤看起来，其税率甚，如“包银”每四两，后减为二两。而实际则所登记之并非一。董文炳为县令时即“使民众聚而居，少为数”因之世祖统一全国时，登记的数逾１４00万。而整个长江以北不及２00万，其中约一半为“五丝”他们所缴的赋税，已给于蒙古的贵族。

这件事情也终忽必烈之世尚没有着落。１２９１年御史台奏言：“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余三十年（应作三十余年）更阿合桑哥当国，设法已拯，而其余党公取贿赂，民不堪命不如罢之。”皇帝的旨意则是“议拟以闻”可是以后也没有确切的下文。

然则情形尚不如是简单，HerbetFranzSchurmann的研究，华北在元世祖忽必烈掌握之前，并无有效的中央政府，而是全民被分为很多的“封禄”元时称为“投下”隶于蒙古贵族之下，中央政府成立这后，才逐渐的将财政税收集中。可是内中有很多特殊的专对某某贵族履行不同的义务，迄未革除。例如朝代中期，还有贵族领有“采珠”３万的例，看样也不是真有这么多的采办珍珠，而是他们有集供奉珠宝的义务。又如很多漏于登记的，查后编为“淘金”也不是实际上迫他们去当矿工，而是课以一税率的财政义务。

华南的税收则是计亩税，宋朝的底账在临安接收之后，都已送到北方。可是在宋朝时其数目字即已模糊。元朝除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征实外，一般底账纳钞。忽必烈在几年之内骤得江南，又要笼络人心，所以一般折换率都对纳税人有利。其受实惠者则为地主而非贫民，而南方人所纳赋税较北方人为低，也迭经有正义的官员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