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培养步兵研究班学员实兵指挥兼培养队的班长起见，又特别成立一个军士队，由各团营连挑选有文化的士兵120名参加。军士队队长最初由六二一团少校团附福源担任，以后换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李宝莲接任。

一有外敌攻北大营，士兵作战时，蹲在树叉之间观察敌情和击而不被发现；这些树都是三棵树为一组，构成一个三角形；而每一组树又与另一组树彼此咬合相连，从而构成营区内天然的掩。

第七旅的各级军官的文化程度较，素质也较好。其中即有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等军学研究班、军官教育班、教导队等军事教育机关毕业的；也有不少是由日本步兵专门学校、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还有由英、、法各事学校毕业回国的，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为东北军其他各旅所不能比拟的。

此外，王以哲还聘任王维藩、镇夷、王肇治等军官兼任教官。他们有的是日本步兵学校毕业的，对步兵有专门研究；有的由日本炮兵学校毕业的，如炮兵教官何宏远。

对士兵的教育方面，王以哲也不放松，由旅司令参谋制定全年教育计划，发到各团及直属连，再由各团制定每周的学术科教育计划实施表，印发各营、连遵照实行。

王以哲率第七旅驻北大营后，见北大营围墙内外空地很多，为了改善队生活，就命令由旅内统一规划，把荒地分给各营、连，利用训练间隙，上白菜、萝卜、豆角、莴瓜一类的蔬菜。这样，既化了营区，又可以节约伙费，可以让士兵有更好的伙。

另外，还要求每连都要养猪，指定一名伙夫专负饲养，留待年节宰杀；平时挑大的也杀上一两的，改善士兵生活。这样既有油、可吃，又有充足的蔬菜，第七旅士兵的伙得到了很大改善。

除了有这些额外补充，王以哲还再次重申，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克扣军饷，一经发现有克扣军饷者，一律枪决。因此，第七旅的伙在整个东北军中也是最好的。生活好了，自然也就不会再有逃兵，自北大营后，第七旅从没有过逃兵。

王以哲除了积极改善官兵生活，狠抓队的技战术训练，还大力提升军官的素质。

王以哲虽然仅是第七旅旅长，可是他心中想的不仅仅是他的第七旅，他想的是整个东北军，他的所作所为更是如此，他也因此更受张学良重视，堪称张学良的绝对心腹。许多人都看得，假以时日，王以哲必然会成为东北军中权位仅次于张学良的第二人。

此外，王以哲还亲自编写“旅训”、“旅歌”和

王以哲这个建议，为东北军培养了许多中级人才。学生队的学生有许多人后来考等军校、留学外国，一直在国民党队任职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后来成为中华民国海军一级上将的宋长志、陆军副总司令王多年、陆军总司令安澜等人。

为了培养旅内军官的作战指挥能力，王以哲在第七旅内，还自行筹办一个步兵研究班，由各团ch调上尉以下的军官，作为期6个月的训练。并请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杜长龄负责主持。

第七旅各连都有骡三匹，铁车一辆，每月除拉运给养、草、料而外，就利用这批畜力耕作，并挑选会菜的士兵，组成一个“生产班”负责植蔬菜。

王以哲在第七旅上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东北军虽然很富裕，比如装备就要比许多中央军还要好，可是士兵的日常生活还和许多其它队一样，也是很清苦，队中甚至经常有逃兵现。

29年王以哲又向张学良建议成立东北学生队，队址最初在西下洼。以后讲武堂迁到东山嘴，学生队遂迁到原讲武堂旧址。王以哲派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汲绍刚为上校队长，每期招考年满16岁小毕业的学生500人队受训。教育内容以普通科学和军事学并举，三年毕业。学生队的学员毕业后，再讲武堂造。

杜长龄，字鹤年，曾担任过东北军卫队统代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他早年奉军，1923年东北讲武堂第四期毕业。在张学良、郭松龄的镇威军二、六旅任排连营长，1926年由张学良保送至日本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毕业返回任东北军讲武堂教务主任，又被驻沈北大营的7旅旅长王以哲聘请。由于在第七旅开办的步兵研究班任教，教育效果显著，张学良对此多次赞许。很快就把杜长龄调走，到东北讲武堂任等军事研究班步兵班主任，专门为东北军培养尉校级军官。

尽如此，王以哲对军官的训练还是毫不松懈，他要去军官每天中午必一次训练，尤其是连长以下的军官必须认真执行，主要是训练刺杀技术以及制式战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