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固定标准，那么总有一天会变得不再符合实际，而且新现的差使就会成为律法的漏，所以赵抗采用了浮动评定标准。也就是说，每个官吏完成差使的时间和结果都会记录在案，然后统计下来，取中等平附近的某个数据作为一段时间的标准。这样一来，以后大宋官吏的工作效率将会慢慢地稳步提，而不会随着时间的逝而越来越人浮于事，以致国家最后积重难返，便有可能皇朝更替的周期律了。

宋的读书人只读圣贤书是肯定不行了，很多人都选择了先当要员的幕僚以积累经验和人脉，等到时机成熟后再步仕途的稳妥路径。这一在后来持续发展，独特的幕僚文化便随之诞生了

这样一来，大宋文人在经受了赵抗“漫长”的蹂躏之后，一下又变得炙手可起来，某意义上讲，甚至连南渡之前他们都没有现在这样风光。但是，赵抗在此前的风暴中已经将大分只知清谈误国却无实之才的酸腐文人清洗得差不多了，在加上改革后更加简合理的官制与简明而更有效力的律法，全新的大宋官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廉洁和效。而由于皇帝掌握了情报，官员想在皇帝面前气就得自也行得正才行，要不然皇帝随便拿罪证来，他就完了。至于官吏普遍清廉，以致皇帝被完全架空，这本就是天方夜谭，哪个朝代曾经到过？而如果真的能够到，就算皇帝没了实权，那也是值得的，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不正是期盼这一天吗？

大宋皇帝在新制度下虽然掌握了军权和情报权，但照常理来判断，这两大权力若没有财权相合，是本无法有效运作的。而赵抗偏偏将财权完全给了，皇帝都没有直接预的权力，得通过宰相经手才行，这一度令那些文官以为赵抗脑了，突然犯傻了，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赵抗非但没傻，反而比他们想象的更加聪明。因为赵抗在律法中对“渎职”的定义里加了一条千年以来被长期忽略的概念，那就是“时间因素”

赵抗对各类差使所需时间作了规定，这当然是因为他从几年前开始就派人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其实赵抗还算厚，他制定的标准是以赵国官吏的平均工作速度为依据的，然而赵国是新兴国家，官吏的工作效率本来就，而大宋的那些老爷们可就有得苦了。如果他们集罢工也没关系，那样的话赵国的官吏肯定鼓掌迎，他们瞅着那些位置早就了。如果没有在期限内完成差使，而又找不到有力（为了防止日后官吏找借的平越来越，以至于该规定形同虚设，赵抗直接说明了几可用的理由，比如地震之类的不可抗力，如果官吏找其他理由一概罪加一等，宁可产生些许冤案，也决不开这个，决堤容易抢险难哪！）的理由，那么该官吏将被认为“渎职”“渎职”是很严重的罪行，最低限度也会被免去官职，搞不好还得吃官司，如果是重要差使“渎职”的话砍也说不定，这样一来那些老爷官吏们想偷懒的话可得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