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也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皇城司的亲事吏。

范纯仁还清楚地记得，在去石府之前，他便已经知道石越不会给人留下把柄——当年石越抚陕伐夏，他与陈元凤负责军需转运，与石越打的交道实在太多了。果然，到了石府后，他便发现宴会除了他之外，还同时宴请了近十位宾客，酒宴之上，仆人歌伎始终不曾回避，主人与客人所谈的话题，也绝不涉及时政，更不用说是陈世儒案。

但在宴会上，石越向他介绍了一个人——刑房都事范翔。

当日与会的宾客，范纯仁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石越只是向他介绍不认识的生客，独有范翔除外。天天在尚书省，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焉有不认识之理？但他也心照不宣，装成从不认识的样子。

果然，第二天，范翔便借着送文书到刑部的机会，单独见到了范纯仁，并向他转达了石越的意思——以攻为守。

石越的这个门生非常的机敏，说话委婉，不着痕迹。范纯仁心里很清楚，石越与范翔，都担心自己是迂腐有余、变通不足的儒生，会反感纵横家的手段。他们害怕弄巧成挫，所以每一件事，每一句都非常小心，总是先试探了，得到他的响应，才敢走下一步，说下一句话。

这样的交流，也亏了范翔，才能说得清楚。

不过他们却小看了范纯仁，早在陕西的时候，范纯仁便已经在心里认定石越是纵横家一派的。范纯仁也认定石越是既要防范，又可以借助、倚重的对象。石越固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而且，范纯仁心里也很明白，要想对付吕惠卿、舒亶，他只能靠石越的手腕。甚至在侍剑送请帖来之前，他便相信，石越不会袖手旁观。从根本上来说，范纯仁判断石越也是他父亲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果然，石越也没有让他失望。

石越的态度很清晰，陈世儒案没有翻案的可能，就算石越本人能见着皇帝，也不会拿这件事来招惹皇帝心烦。不论苏颂有没有想过枉法，因为他先前有轻纵僧人的先例，这时已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其余诸人是否去关说过，没有一年半载，也平不了这冤案，况且，难保舒亶不会又污以其他罪名。所以，若想从这里挽回，几无可能——牵扯进这样一桩极恶劣的案件中，就算皇帝心里想息事宁人，但闹到了这地步，也未必能够。

这个判断与范纯仁的判断，不谋而合。

真正让范纯仁感叹的，是石越提出的应对之策。

一面隐忍不发，让吕惠卿、舒亶得意忘形。吕惠卿得此良机，定会借机尽可能的铲除异己，以期独揽大权——这桩案子，固然不足以致政敌于死地，但是贬流远地，却是足矣。但用这种滥兴大狱的手段，难免不使人人自危，许多大臣虽然不敢说话，但即使为了自保，也必然不愿吕惠卿继续掌权；而且他诛连的人越多，皇帝便越易认清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则暗中搜集证据，吕惠卿、舒亶为官都不清白，只要迅速找到较有力的证据，以此反击——不管最后能否扳倒吕惠卿、舒亶，都能让这场一边倒的大清洗，变成一场大混战。而且，要越乱越好，越乱，就越容易转移焦点。

范翔说得很委婉，但也很清楚，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舒亶，那就先要将舒亶扳倒！但是也不能只攻击舒亶一个，要同时攻击吕惠卿、舒亶，以及在这案子中叫嚣得最厉害的所有人，而且弹劾时要有直接的证据，让开封府、大理寺、御史台，全部卷进来。

然而，这个应对之策却有一最大的缺点——吕惠卿、舒亶等人虽然为官并不清正，仓促间要收集有力的证据，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范翔并没有提到这个“缺点”也许，在石越与范翔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所谓的“抹黑”只要似是而非的证据就行。看起来“直接”、“有力”就可以了。

这的确是“君子”所想不出来的方法。